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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把握慈善立法契机,推动现代民间公益

2016-10-17 17:13:26  浏览次数:109次

  原文标题《杨团:把握慈善立法契机,推动现代民间公益》  参与推进慈善立法多年,杨团最大的担忧,终于可以在2015年放下一些。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的慈善立法

  原文标题《杨团:把握慈善立法契机,推动现代民间公益》

  参与推进慈善立法多年,杨团最大的担忧,终于可以在2015年放下一些。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的慈善立法应厘清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其要义在于保障公民自发组织起来做公益慈善、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身为中国现代民间公益的探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反复强调,只有公民充分参与的慈善立法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201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首次提交并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第二天,草案亮相全国人大网,共11章115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距离征求意见截止日期(2015年11月30日)还有十天时,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了一场慈善法草案研讨会。来自社会组织、学术界、企业界、政府相关部门、媒体等各界的近百名人士,为促进慈善法草案进一步完善进行了公共讨论。

  一年前,2014年12月21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参加过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主持召开的慈善法民间版本研讨会。当时,慈善法草案连征求意见稿都尚未形成。那样的背景之下,在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和收集民间自发撰写的法律版本,并召开覆盖社会各个界别的研讨会,知名媒体人南香红说,“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第一次”。

  两次会议,杨团都是组织核心。

  在慈善法草案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她回顾,“过去,中国的任何大事都是由体制决定和推动的,开门立法从未真正实现过”;然而,过去一年多来,慈善法开门立法呈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声有色,这使2015年面世的慈善法草案也具有里程碑意义,集开放性、民间性和社会性为一体。

  “这是中国社会动力机制出现善变的标志。”她铿锵有力地说:“我们希望借慈善法立法的契机推动正在萌芽中的中国社会新动力机制迅速增长,与体制内的动力机制形成正向联动格局,共同推进慈善法正式出台后的中国慈善公益,实现大家所期望的重大突破。”

  作为会议召集者,杨团表示,希望构造一个公共空间,让社会各界对慈善立法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研讨,引导社会力量形成共识与合力,最大限度地防止慈善法成为“恶法”,限制中国公益慈善的良性成长。在会上,她尽量让每一位与会者都有机会拿起话筒,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反复强调:“作为公民,参与第一。”几天后,她还特意深入居民社区,为社区的街坊们现场答疑,并引导他们也为慈善法草案提意见。在她看来,慈善立法的根本是要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为社会赋权,为愿意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公民赋权。

  2015年社会促进慈善立法的整个过程,杨团说已经安排团队成员将其撰写成文,计划收录在2016年的《慈善蓝皮书》中。从2009年首发至今,由她担任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已经出版六本,客观记录和分析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2014和2015两年来,社会参与慈善法开门立法的实践,正是杨团提出的“社会协治”的典型例子。

  从1993年初涉公益,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华慈善总会的创立和管理,再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民间公益倡导和推动,二十多年的实践让杨团对中国公益慈善深有反思。她将这种反思对应建国以来的政治体制,进而提出了社会协治的理念,即民间用协同的姿态,去理解、帮助和支持党和政府做好社会治理。

  “在中国,党和政府处在社会差序格局的核心,中国大陆社会力量崛起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它们的关系。承认这个现实,能够帮助社会组织把位置摆得比较合适,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作用。硬碰硬一点作用没有。”

  “综合农协”也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杨团社会协治构想及其价值的案例。

  综合农协即综合性农民协会,是一种小农户互助组织,不仅做金融合作、供销合作,还做农业技术推广和社区教育等。这是杨团在探索中国“三农问题”解决之道时,结合自己的农村试验和到日本、台湾、韩国等地考察所得,提出来的一个模式。

  “城市化是大的趋势,但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她认定,综合农协是破解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它“既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又能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还能对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落后局面做出看得见的贡献。这样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可以从根本上加强农村内生的解决问题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

  十年来,杨团一直通过农禾之家联盟践行自己的理念。2015年12月,她组织了农禾之家的十周年年会,国内外专家、学者、农合组织、NGO、政商界代表、媒体记者、乡村社区代表等二百多人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回顾农禾之家的发展历程,并探讨综合农协的未来。

  2005年冬天,在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帮助下,全国七家农民合作组织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农禾之家。但是,由于政策限制,农禾之家一直未能获得登记。

  为了在狭小的制度空间中保护和帮助联盟成长,2010年,杨团发起成立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并合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兼做农禾之家的秘书处。她说,这是在“用小马拉大车”。

  如今,已经有约150家农民合作组织自愿加入农禾之家,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农禾之家第一批成员之一,也是杨团挂在口边的综合农协成功典范。它不仅形成了万亩有机农作物的机械化生产,实现协会会员连续三年户均收入增长20%,还通过自我治理解决了村子的许多公共难题,例如动员农民自愿每户每月交一元钱,专门用于村子的垃圾处理问题,从而保持整个乡村的干净整洁。

  这是农民在自主自愿的前提下协治社区公共事务的体现,也是杨团现代民间公益理想的体现。在各种场合,她都不停地宣讲,现代慈善可以界定为现代民间公益,是“公民按照自主的意愿自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生活和社会更美好”。

  杨团观察到,中国社会正在变化:过去强势的政府在慢慢认可民间的力量和智慧,并且开始社会治理改革,尝试通过立法、制定新政策等办法“激活社会组织的活力”;老百姓也不再像木头似的,而是逐渐活动起来,不但可以自主去找活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就像地火在运行,而且越来越强大”。

  她说,越做心里越有谱了。但是,她也清醒地知道,现状距离她“人人都是公益人”、“公益无界”的“大公益”理想尚远,她要走的路也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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